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介：周大伟，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年）和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atUrbana-Champaign)法学院（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特邀访问学者。年代中后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年，担任教育部法学统编教材“民法”撰稿人之一（佟柔教授主编）。

目前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从事法学教研工作以及企业投资顾问业务。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周刊》《法制日报》专栏作家，在共识网、爱思想网等学术网站列有特邀专栏。著述甚丰。

作者年留校在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

青岛

北海舰队的海军士兵生涯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百多名北京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身穿着中国海军当时特有的深蓝色冬季军服，一起登上了一列开往青岛的军用列车。他们是年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应征入伍的新兵。我和王朔都在其中。我来自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王朔来自北京第四十四中学。

火车没有直接驶进那个令人神往的海滨城市青岛，而是停靠在了位于青岛郊区的一个海军水兵训练基地。当营地的大门关闭后，我们将暂时与外界隔绝，然后开始一段特殊的日子。在这个训练基地里，我们将接受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和八个月的航海和操舵技术专业训练。结束训练后，我们将被派往位于青岛军港的北海舰队的水面舰艇部队服役。正常推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在海军的军舰上服役三年，然后作为复员军人回到北京。

在这一百多名的北京籍新兵里，王朔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回忆起来，最初大概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外表。我的印象里，当年的王朔长了一张极为清纯的脸，皮肤细嫩红润，表情腼腆乖巧。看到这张脸，或许会让人遗憾地觉得，这么一张清纯端正的脸长在这么一个男孩子身上似乎有点可惜。不过，在我看来，王朔有个很能迷惑人的地方，那就是他的笑：要么笑起来像个很羞涩的大男孩，要么笑起来时好像一脸的坏水被“拧”了出来。

作者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

王朔的引人注目更是因为他过人的“神侃”天才。我当时所在的班长叫宋君，这是个热心而俏皮的老兵。副班长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张光北，这是个能拉会唱、一身都是文艺细胞的主儿。所以我们班在中队里显得很活跃和热闹。宋班长有一天告诉我们，三区队有个叫王朔的，特能聊（当时，“侃”这个词还没有被开发成流行语），而且聊起来特好玩。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宋班长特意把王朔找来开聊。此公果然名不虚传。一开口全是京城里的名人趣事、古今中外的军事典故、男女荷尔蒙之类的奇怪医学名词，反正都是大家闻所未闻的新奇事儿。

大家把王朔围成一圈，听得津津有味。聊到开心处，躺在上铺的人都笑得铁架子床直摇晃。不过，听了王朔的神聊后，一些人给王朔打的分并不高。有人不屑一顾地评价说，王朔其实就是个北京城里的一个小“顽闹”（当时，“顽主”这个词还没有流行）。面对王朔，我倒是稍微有些疑惑。在我的少年时代里，也曾遇有几个出身不凡且聪颖过人的同学。可是，我倒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精灵般的同龄人。

头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是非常艰苦的。王朔在后来的访谈中曾回忆说：“到目前为止我吃的最大的苦是在新兵连……中午晚上全是窝头。没油水。”“改善伙食的时候，吃一种大包子，粉条馅儿，一手拿不住俩。我能吃六七个。连里最狠的，一顿吃十三个。”“吃饭前还唱歌，唱不齐不吃。排着队，先派两人到伙房抬来一大箩筐包子，抬到营房门口，让你看着它唱，干着急。”“每天晚上不折腾六七趟不让你睡觉。穿衣服躺着不行，都脱了，睡踏实了，嘟——哨响了，全收拾好，扛着枪，背着背包，跑八里地。回来你想睡觉？又给你吹起来。”（“我是王朔”P11）

王朔（左后）和哥哥王宇当兵时，与父母留影

在最新出版的“致女儿书”中，王朔还回忆说：“我到部队在新兵连还尿过一次床。打了一天靶，成绩不好，又累又沮丧，晚上情景重演，幸亏天寒被薄，睡觉也穿着绒裤，没在床上留下痕迹。”（P91，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在王朔后来的很多小说里，只要涉及到军人或军队，很少谈及陆军和空军，一般都谈的是海军，而且还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想当海军司令的梦。

我个人和王朔的缘分，更多的是来自中队出墙报的宣传小组。当时，这个墙报宣传小组一共有四五个人，我还临时担任过小组长。在宣传小组里，我和王朔负责写稿子，另外几个战友（张文、王军等）负责美术。出墙报的差事，如果说有点实惠的话，那就是平时可以偶尔请假逃避一下艰苦枯燥的队列训练，晚上熄灯号吹过后，我们还可以躲在那间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宣传组小房间里听王朔神聊一阵。

记得当时我们在聊天时还议论过王朔的名字的含义。有人问，你为什么叫王朔呢？记得王朔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我们几个人在聊天中乱猜说，王朔的名字会不会是和月亮的阴晴圆缺有关系，比如月亮的满为望，缺为朔。王朔的谐音就是望朔。记得当时有个诗人的笔名就叫朔望。

好像有一次还聊到一年前发生的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王朔说，那一天他去广场了，觉得跟着那些人起哄特好玩。他因为在起哄时扔了一顶人民警察的帽子，被糊里糊涂关在局子里几个月。后来痛哭流涕地写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检查，据说当时姚文元看了都觉得有点儿过了。

部队里开展例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要求大家通读毛泽东的四卷选集并写读书心得笔记。有一天，平时和王朔来往较多的孙东平（王朔在北京44中的校友）告诉我，王朔有一个读毛著的笔记本，写得很精彩，你可以问他要来看看。我真的去问王朔要，王朔开始有点犹豫，在我的要求下，他还是拿给了我，但叮嘱我不要外传。王朔在读书笔记里写得很俏皮，现在回忆起来，里面有很多调侃的字句。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对农民赤卫队员的痞子行为，比如吃大户、在东家少姨太的象牙床上打滚等，大加讥讽和嘲笑。我当时看得很过瘾。不过，读过之后，心里还是在为王朔捏把汗。在当时的年代，这样的笔记本，一旦被上级领导发现，是要惹麻烦的。如今，我真想知道，王朔是否还保留着那个笔记本？

两周岁时的王朔

有一次，部队大操场上放映“文革”前的老电影《槐树庄》。影片里有一个令人印象很深的场景。槐树庄的老地主崔老财在土改中被列为镇压对象。崔老财有一个在县城里担任小科长的儿子崔志国闻讯骑马赶回村子里。他策马来到村口，一个漂亮的翻身下马，手牵着马缰，一边进村高声喊着：“乡亲们，我崔志国是不是革命干部？革命干部的家属应不应该照顾？”这句台词在影片中接连重复了两三遍。王朔当时坐在我的旁边，听到这里，他调侃地说：“可惜啊，你这个革命干部的官儿实在当得太小了点儿。”王朔讲这句话的时间是在年初，当时他才18岁。如此深刻的话语，实在使我等同龄人惊诧不已。

还有一次，中队里召开批判“四人帮”的讲用会。上台发言的其他战友们通常都是按照党报上的统一口径来写批判稿。唯独王朔独出心裁，他不模仿报刊上的文字，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发言，他的批判稿中掺杂了北京市民的方言、政界高层的俚语，以及民间对“四人帮”的笑话传说，极尽调侃之能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王朔在不温不火的发言中所传达的笑，虽然不是相声小品，但他那些油腔滑调的声调和嬉皮笑脸的神色，似乎在不动声色地挑逗着主流八股式话语的根基，在他年轻的心目中已经开始向外界传递对这个僵硬呆板的社会语境的颠覆。

军队是个极其独特的人生磨砺环境。尽管王朔出身军人家庭背景，说起军事历史和战术掌故来滔滔不绝满腹经纶，不过依我的观察，王朔其实并不适合当兵，更不容易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人，因为他并不情愿接受军队纪律的约束，也显然不具备职业军人的舍身忘我的韧性。对普通士兵在军队中通常获得提升或受到赏识的自我表现方式，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嗤之以鼻。

比如，他曾经和我谈起过对军队中的有些名曰“学雷锋、做好事”、“积极要求进步”的现象的疑惑。的确，有些士兵或是为了提干，或是为了入党，或是为了取悦上级以博得表彰，其行为方式时时表现异常。比如，有人在操练手臂摆动时，有意在墙边练习，使自己的手指被墙壁擦破出血，后来深得上级军官的表扬。还有，早晨起来用扫帚扫地，是比较容易引起长官们注意的一种“积极上进”的行为。据说，有一位战友为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去扫地以示“积极上进”，在晚上睡觉前先悄悄把大扫帚藏在自己的床下。不过，当他早晨醒来时一摸床下，发现那把扫帚已经被另外一个战友偷走了，此时已经有人在外面哗哗地扫上了。

如此种种现象，等我后来读了刘震云的那篇著名的小说《新兵连》后，才渐渐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据说，如今在部队里，类似这种现象已经不多了。前不久，我和一个在军队开高级轿车的驾驶员闲聊，他悄悄告诉我说，如今扫地打开水这类事儿早就没什么人干了。他家里为了使他当上志愿兵（据说比进城打工要强很多，有的还可以“农转非”），两万多元已经花出去了。

在我们那一批北京兵里，有很多人有军队家庭的背景。他们大多来自北京的各个军队大院，比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总参大院、总政大院、炮兵、装甲兵大院、铁道兵大院、工程兵大院、北京军区大院、北京空军大院等等。王朔来自那条著名的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大院。

年授衔时的王朔父母

顺便说一件往事。年春节那一天，我获准一次回北京出差和探亲的机会。在青岛开往北京的火车餐车上，我和一个北京籍海军水兵恰好在同一个餐桌上就餐。这是一个很亲切健谈的同龄人。他几乎一厢情愿地断定，对面坐着的这个军旅同辈一定是北京某个军队大院里的子弟。他很爽朗地对我说：“我们家是总参大院的。哥们儿，你们家是哪个大院的？”我笑着告诉他：“哥们儿，不瞒你说，我们家是一机部汽车局大院的。”他被我逗笑了。我讲的是实话。只不过，此大院和彼大院，并不是一码事儿。

新兵训练结束了，王朔意外获得一个特殊的机会，他被分配去了在青岛的北海舰队卫生学校学护士（中国海军军舰上的军医和护士均为男性）。王朔走后，我们留在训练基地的北京籍战友们还要在这个封闭军营里逗留8个月的时间——学习那些包括海图作业、磁罗经、六分仪和潮汐计算在内的航海专业知识，然后作为一名水兵战士登上军舰服役。

王朔要离开训练基地去青岛护校了。尽管大家在一起才三个多月，但分手时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王朔到了青岛护校后不久，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写了他在护校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海滨城市青岛的美丽风景。记得他在信的结尾还特别提到，青岛的姑娘们的确漂亮得名不虚传，唯一有点遗憾的是，她们讲的青岛口音并不十分悦耳。

不久，从青岛传来了王朔出事的消息。有人说，王朔在青岛公共汽车上调戏妇女受了处分。还有人说，王朔在青岛夜不归宿被部队关了禁闭。

一个未经最后证实的说法是，有一天周末，王朔和几个卫生训练班的战友一起在青岛栈桥聊天聊到很晚。在返回部队的公共汽车上，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带零钱买汽车票（当时的汽车票都是以分计算的）。王朔灵机一动，把手里喝剩的汽水瓶交给售票员,调皮地说：这几个汽水瓶你拿去吧，你拿去退了钱，还可以多赚点。表情冷漠的女售票员完全无法接受眼前这个海军士兵开的这个玩笑，立即把它视为一种低级趣味的调戏，她和王朔等人在汽车上开始争吵起来。

性格粗爽且膀大腰圆的男司机听到他们争吵，禁不住勃然大怒。这个山东大汉一边开车一边大喊：“不要让他们下车，开到总站去！给他们部队打电话，让部队来领人！”就这样，王朔这几个人被一直拉到汽车的终点站。据说后来部队连夜来人把王朔等领回部队，王朔等人受到严肃的批评。不过，这段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传来传去，变成了一段今天堪称“绯闻”的离奇故事。其中，幸灾乐祸的人也不少。

王朔出事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特意请假去青岛并专门赶到位于八大关附近的舰队卫校去看王朔。见到王朔时，他正在一个助教的宿舍里。记得他当时的表情有些沮丧和低沉。我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反问我：“我倒是想知道，外面到底传成什么样了？”我告诉他，外面的传说的确很多，不过，不必太计较，只要是没有什么大事就好了。

专业训练结束后，我和另一位名叫裴真的战友被留在训练基地航海教研室担任实验员（兼助教）。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我们开始在教研室工作的第一年里，我们执教的新兵学员中还来了一个名叫毕福剑的大连籍士兵。我和裴真分别给他所在的班级上过航海仪器和潮汐计算的课程。此人后来爆了大名，命运跌宕起伏。

水兵毕福剑

年底的一天，裴真告诉我，他在最近一期的《解放军文艺》上看到一个叫王朔的写的一篇小说，估计一定是我们那个北京老乡王朔。我找来翻看，这篇小说的名字叫《等待》。好像是用一个女孩子的第一人称写的，写了北京城里的一个年轻女孩子和父母亲观念不同，在理想恋爱等方面发生分歧的事情。

就在我们离开北京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们今后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国家正式恢复了高考。我相信，这个消息在包括我和王朔等战友心目中，已经引起明显的波澜。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我们表面沉默着，但内心里在跳动。此时，一个鲜明的人生信号在我们面前掠过：高考的出现，给我们这些人的前途带来了新的选择，也增添了新的压力。就我个人而言，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高考已经成了自己未来的绕不过去的首选之路。

年初夏，经所在部队推荐，我在青岛参加了地方大学的高考。在和地方考生同等竞争的条件下，如果考中，就可以带军籍前往地方大学读书。在等候考试发榜的日子里，我去了一次去青岛市区。在经过位于青岛馆陶路北海舰队水兵招待所的时候，正好看到王朔穿着一身深蓝色水兵服走出来。我们站在路边随意地聊了起来。他好像从其他战友处得知我参加高考的消息。他问我：“听说你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感觉怎么样？”我回答说：“还不知道结果。能不能考上还很难说。”王朔说：“能考上就好。实在考不好，总还可蹭一考场经验吧！”王朔说话时，似乎若有所思，神态特别认真。

不知道为什么，王朔当时的认真神态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几乎成为王朔本人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的定格。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有人提起王朔的名字，王朔站在青岛馆陶路上和我交谈时的神态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副神态在他后来成为名人后，我再也没有发现过。

王朔上小学时的全家照

很多人以为，王朔一直是个浑不吝无所顾忌的人。其实不然，王朔内心很细腻很好强。此时此刻，即便他是个含着宝玉来到这个世界的天才，他也必须面对自己今后的前程。军队生活毕竟是暂时的，回到北京后，我们这些人马上就会面临人生的新的选择。这就是：要不要去赶赴“高考”这趟人生的高速列车？

如果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会毫无悬念地回到北京。不少人可以期待通过父辈们的权势和关系，在一家国营企事业单位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像很多在城里的普通人一样，大家都吃差不多质量的饭，穿差不多质地的衣服，过着差不多平淡的日子。彼此之间不会明显拉开距离。现在，高考恢复了，它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新的亮点，而且使大量的权势和关系变得爱莫能助。

的确，刚刚离开北京两年，整个国家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早知道会这样，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当兵呢？今后我们这些人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城里后，何去何从，还充满悬念。这一点，我很清楚地从王朔的眼神中看到了。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所重点大学法律专业的入学通知书。随即告别部队，去了校园。从那以后，就和王朔失去了联系。

再次见到他，是五年后在北京的一辆无轨电车上。

王朔和哥哥王宇

北京

一个著名的个体作家年夏天，我在白石桥开往白云路的路电车上和王朔巧遇。当时他和他的女朋友（沈旭佳）身着时尚的短裤和Ｔ恤衫，在电车上十分引人注目。我和王朔已经有四五年没见了，当时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由分说，我们一起在玉渊潭站下了车。

他主动向我介绍他的女友。他说女友是安徽人，是学舞蹈的，毕业于某个舞蹈学校，人家也算是有个学历吧！他接着告诉我，他复员回到北京后，主动辞去了一个无聊的工作。他自己曾和石小满（电影演员）一起开了一个烤鸭店，但并不成功。看来自己并不是个经商的料。我告诉他，自己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将来毕业后很可能会留在大学里以教书为业，天晓得自己是不是很喜欢教书育人这个职业。沈旭佳站在一边很认真地听我们谈话，神态略带京城文艺圈青年男女们特有的孤傲。分手时王朔匆匆给了我他家里的电话，约我有空去他家里聊聊。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如约去王朔家。王朔住在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就像很多北京军队大院一样，从大门进去，里面很深很大，每个角落都被士兵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办公楼、操场、礼堂、营区、宿舍区排列有序，好像都是一张图纸复制出来的格局。王朔家住在大院的东北角，一栋浅红色的教工宿舍里。

王朔谈到他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后的经历。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以写作为生。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已经被峨嵋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拿去，准备开拍电影。米家山已经预付他元人民币的稿酬（当时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年的工资）。

交谈中，王朔还谈到他最近的个人情感生活。他说在这一年里谈了六个女友，结果都分手了。最后分手的女友是个广州的空中小姐，他最近还专门写了一个关于空姐的小说。他告诉我，他想起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恋爱经历，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卑鄙。现在的新女友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本来他听说东方歌舞团来了个特漂亮的云南白族的女演员，他和一个朋友马上就骑自行车到了魏公村东方歌舞团的演员宿舍找这个演员聊天。结果，这个演员对他几乎不屑一顾。无独有偶，在同一间宿舍里遇到了现在的女友沈旭佳。

王朔的父亲当天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让我感到特别。那天只有王朔和他的父亲在家。我和王朔聊天时，他的父亲经过客厅，他父亲看上去高大魁梧，身宽体胖，满面红光，看得出他早年一定是个英武的军人。我礼貌地叫他伯父，他父亲也和善地和我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吃中午饭时，我和王朔一起去大院的干部食堂买回两菜一汤，然后和他父亲在餐桌上一起吃饭。

奇怪的是，他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和王朔或是和我讲过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吃饭，然后离开饭桌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当时突然感到王朔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些蹊跷。我后来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对王朔有些歉意。我当时其实不应该留在他家里吃午饭，这样可以免得在无意中了解到别人家庭关系中某些尴尬的东西。后来，我在王朔的文字里，看到不少提及他们父子关系的文字，回想起当年在饭桌上的气氛，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年4月中旬，我参加了一个名为“首都高校研究生谈经济体制改革”的研讨会，会场就设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里。我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王朔家里看他。我们一起在大院的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他说，他最近刚在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上发表一篇分量比较重的中篇小说，名叫《浮出水面》，是用他和女友沈旭佳的名字联名发表的。里面讲的有不少他们俩的故事。这时的王朔，仍然还是个“个体文学专业户”，此时他好像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大红大紫名利双收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

看得出，此时他仍在为自己的未来顽强地跋涉和攀登着。尽管他谈话的神态还是那样轻松，但时而紧锁的眉宇间还是流露出一些忧郁和沉重。我们散步过后，回到王朔的家里，王朔的母亲开的门。他母亲看上去的确像是个严厉而干练的主任医生，似乎对王朔的行踪以及与王朔在一起的朋友都保持一副警惕的目光，一点儿不客套。

王朔在家里接到沈旭佳从演出剧场打来的电话，说演出结束后，放在后台的衣物被人偷掉了。王朔和我一起马上走到大院的门口接沈旭佳。不一会儿，看到小沈穿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走过来，一脸疲惫和沮丧的样子。

国防绿军装时髦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恢复高考这一步棋，竟出人意料地导致了一条北京复兴路的衰落。此时，人们的崇拜对象开始从战争年代的军人英雄转移到杨振宁、李政道、朱光潜和李泽厚这类科技和文化学者。记得，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个同班同学叫赵向阳，有一次外语老师在课堂上误称他为“李向阳”（电影《平原游击队》中一个妇孺皆知的游击队长），他连忙更正，并幽默地开玩笑说：“李向阳还行，可惜就是没学历啊！”

在当时那个年代，类似王朔父母这样有些地位和身份的人，面对家里出现这样一个无正常职业的“文学个体户”，其家庭的紧张气氛是可以想象的，王朔当时所承受的压力肯定非同一般。当时，王朔选择当“文学个体户”，几乎是堂吉诃德在和风车的拼争。这一点，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未必能够理解。或许，他的父母（也许包括他当时的女友）经常和他唠叨的，无非是奉劝他先去读个书、弄个学历，哪怕是电大或自学考试的文凭，或者去外面找个体面的工作。

在当时房屋统属于生产资料的计划经济时代，王朔没有自己的住房，除了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别的选择。我当时看到的王朔的卧室，狭长的一小间，像是这套住房中本来设计用来放置家庭物品的地方，床头地角摆满了书刊和杂物。

王朔的智商极高，但这种高智商并不和国家传统的应试教育契合。王朔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后，曾尝试参加高考。据战友裴真（后来考取西安交通大学，现在海南省人民政府任职）告诉我说，他当时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一个高考补习班里见过王朔。王朔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老师在前面讲课时，常常听到他和后排的几个女孩子在悄悄说话，有时还忍不住笑出声来。在年和年期间，王朔是否进过高考考场？他自己从来没有谈起过。也许他进过考场，估计肯定没考好。也许他后来放弃了考试。无论如何，这种考试对他来讲，毫无惬意。

葛优、冯小刚、王朔、赵宝刚早年合影

其实，上大学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造就，更多的是让人们进入一个氛围，其价值就在于这个经历本身。今天看来，对王朔这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这类经历与他后来的成功经验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

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记得是在当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王朔打电话给我说，他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女学生，有意在内地学法律专业。他问我能不能把她带来我家里聊聊，看看我能不能帮忙给她一些指导。

这时的王朔，脸上开始洋溢着轻松和潇洒。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已经正式被吸收进了中国作协的圈子，还被邀请去庐山参加了一次作家聚会。原来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只好鸟，可这回在庐山看到的这帮子作家们，其实里面有些人也不过是“衣冠禽兽”，比自己的档次好像也高不了哪里去。

还有，王朔带来的这个台湾女孩子看样子完全不像是个能潜心读书的人，脸上涂抹着浓重而夸张的粉脂，讲话有些矫揉造作。一看就知道，她属于今天被称之为“粉丝”的王朔小说的文学崇拜者。

第二天，我给王朔打电话开玩笑说，你昨天带来的那个台湾女孩儿，好像有点形迹可疑啊，该不会是海峡对面派过来的女特务吧？电话另一端传来王朔的笑声：自当她是一特务，估计你我也没什么值钱的情报能卖给她呀！

不久，在北大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听到一个女研究生在谈王朔。她说，最近她看了一篇名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小说，实在写得太有意思了。她还从来没有见过把女孩子的心理摸得如此透彻的作者。

年，就在那个狂躁不安的春夏之交过后不久，我决定赴美国读书。临行前王朔来和我见了一面。他告诉我，这些日子里他和莫言、朱晓平等人组织了一个“海马影视创作俱乐部”，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三里河一带聚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和沈旭佳在回家的路上都看到了。

他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灰黄色牛皮纸包，里面装着他刚出版的小说集《空中小姐》，他送给我一本并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并签了名，字写得不讲究，笔画也不太规则，每个字都像是没有完全松绑的大闸蟹。

他说，最近米家山正在赶拍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应当是《顽主》），他本来想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但试了镜头后，发现自己的模样已经“糙”了。最后只好放弃。

谈到眼下的时局，大家都感到沉闷和沮丧。最后，他临走时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自从我发现我自己是满族人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汉人其实根本管理不好这个国家。”王朔讲话，常常有顽主式的即兴调侃发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不过，这句话，我倒是情愿相信他是在当俏皮话在讲的。

年代的王朔

年冬天，当时我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研究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邀请来了几个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举办讲座，其中有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明教授等。讲座设在东亚图书馆的一个会议室，著名的夏志清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玛莎·魏格纳当时也在场。记得当时谢冕教授在发言中说，现在国内不少作家颇感压抑，他们中的有些人表面上是在用调侃的语言写作，但其实这调侃中饱含着不少自己的血和泪。

我在提问时发言说：我的专业并不是文学，小说看得也不多，但我还是注意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王朔。王朔的小说和电影是以调侃著称的，不过，人们实在看不出，像王朔这样的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付出过什么血和泪的代价。

我的问题马上引起的一阵热烈的讨论。在场的很多人还一时搞不明白王朔到底是谁。王晓明教授当时马上站起来解释说，王朔的小说，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字：骂。从左骂到右，从东骂到西，从天骂到地。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大致是一些市井的痞子，所以王朔的小说也随之被称之为“痞子文学”。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王晓明教授就是后来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主要学者之一。这场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攻击目标就是王朔的“痞子文学”。

不料，在场的一个容貌秀美、气质优雅的女留学生当场反驳说：“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反正我还是喜欢王朔！”通常，这类女学生谈到自己崇拜的作家，大多会搬出若干个著名洋人的名字，以示品位和对本族的不屑。即使在今天，敢于在众人面前大胆承认喜欢王朔的人也并不多，似乎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痞气。显然，这个年轻女孩子的沉静表白实在让在场的老学者们一个个面面相觑。

讲座结束的时候，夏志清教授走过来对我说，你不是学文学专业的，可你的问题提得很尖锐。他用英文一连说了两遍：“Verysharp!Verysharp!”我笑着说：“夏教授过奖了。其实我和王朔是老朋友，我对他挺了解的。”夏先生笑了：“哦，怪不得。”

两天后，玛莎·魏格纳教授在校园遇见我，她说，那天的讲座结束后，她就去把王朔的小说找来看，但说老实话，实在很难看懂。玛莎曾是个有左翼思想的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美国纽约街头带着红卫兵袖章参加反越战和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不过，除了语言的隔阂外，王朔的语言和心态，对她这样的美国人眼里的“中国通”来说，还是过于怪异和另类。我甚至怀疑，那个能透彻地读懂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夏志清教授，也未必能读得懂王朔。

年底，我在著名的英文版《商业周刊》（BUSINESSWEEK）上看到一篇介绍王朔的文章，文章称王朔是“以最现实的姿态叙写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杰出作家。我当时想，有朝一日，王朔如果想来美国，这篇文章倒是可以作为他申请“杰出人才移民”的好材料。后来，王朔果然是以这种方式去了美国，估计类似的英文述评不计其数。为王朔办移民的那个律师，大概一定胸有成竹，证据材料这么“出色”的“人才”，估计他一辈子也遇见不了几个。

作者和王朔，年北京西苑饭店

年初，我回国旅行。约王朔和沈旭佳等在西苑饭店的顶楼旋转餐厅一起吃饭。这时的王朔，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名人，在餐厅里不时有年轻的服务员们过来请他签字。席间，我问王朔：我看到有个叫毕齐的人写了一篇名叫《常庸之辈，王朔印象》的文章，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讽刺挖苦你最有杀伤力的文章，可是文笔倒和你很像。王朔一脸坏笑地对我说，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的。

我在此顺便摘引几段“毕齐”一文中精彩的文字：我从小便与王朔鬼混在一起，因而比起通过其作品结缘的人少了一层神秘。此人在我们那帮人中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属二流。五官端正却染有脂粉气头又特别大；人虽机灵却多是小聪明永远只是敲边鼓扮个花旦唱不了青衣；衣食无忧却无大财稍不节制便捉襟见肘奢侈放浪只能偶一为之。如此境遇使得此人常陷尴尬，永远对一切报有欲望永远不能独占鳌头。……有话为证：王朔经常表示希望能是个“姨太太的命”。“既不负责又受宠佃户死活一概不问只管享福时不时和长工偷个情。”……王朔当作家真是势在必行。尽管我认为王朔也只好当作家了，但他真当了作家我还是吃了一惊。他不认字啊！全部知识积累就是结结巴巴的三五十首宋词、七八十本间谍小说以及为数不详的几次艳遇。我不得不再次正视文坛是否堕落了这一严肃问题。老实说，本来我也想当作家来着，一听说他去了，便立即打消了这一念头。（见《我是王朔》一书）卖矛的同时还兼卖盾，自己写了一篇把自己骂得入木三分的文章，骂完了天下人再转过头来顺便骂一遍自己，天下竟有这么荒唐的事儿！果然，后来还真的有人频频上当了。在有些谩骂王朔的评论文字里，的确有不少人把“王朔的朋友毕齐”的句子用来当成投掷向王朔的一块块板砖。

记得在晚宴期间，王朔给大家讲了很多笑话。我记得其中一个讲的是他们最近和一个德国年轻汉学家去河南农村参观访问的事儿。有一段八旬农村老太太和这个德国年轻汉学家的对话，实在令人捧腹。八旬农村老太太：你家里有几口人啊？德国年轻汉学家：6口人。八旬农村老太太：家里粮食够吃吗？德国年轻汉学家：没问题，够吃了。八旬农村老太太：还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德国年轻汉学家：毛主席是挺好，只是我们那边不归他老人家管。八旬农村老太太（急了）：不许你胡说，那不可能！（众人大笑）晚餐吃到一大半，冯小刚赶来找王朔。看样子有点急事要商量。冯看上去心事重重。在晚餐结束后，王朔在下楼时告诉我，有消息传说，今后各类媒体均不得任意报道有关他的消息、图片和镜头了。说这话时，冯小刚在旁边听着，一脸的沮丧。我们分手时，他们两个人急匆匆上了冯小刚那辆半旧的汽车，然后消失在夜幕中。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出镜的排场

在返回美国之前，我给王朔在北京西坝河的家里打电话，沈旭佳接的。小沈在电话里和我谈起如何移民美国的话题。她在电话中提到，去美国其实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为了女儿。她想让女儿在国外上个好的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

年春天，我在回国开会期间再次见到王朔。我们约好一天晚上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附近的新大都饭店咖啡厅见面。陪着王朔前来的是一位面带稚气女孩子，看上去完全像是个娇小秀气的中学生模样。我和王朔在交谈时，这个女孩在一边笑咪咪地听着，一副对王朔崇拜得几乎不可救药的样子。很多年后，到底还是没有忍住那份好奇——我主动问王朔：“那天跟你一起去新大都饭店的女孩子是谁？”王朔笑着回答说：“徐静蕾。”

记得好像是在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美国北加州的家里接到王朔从南加州洛杉矶打来的电话。我当时感到很突然。王朔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已经来美国好几个月了，一直住在南加州。他在电话里说，美国这地方实在太枯燥了，越待越没劲。我问他，要不要我去南加州去看看他。他说不要来了，因为他马上就准备回国了。有机会我们在北京再聚吧！

如果我没有猜错，王朔很有可能常去洛杉矶华人聚集的大小台北一带。那里的华人已经将这些周边小城镇蚕食和占领，里面从东坡肘子水煮鱼到永和豆浆小六子清粥，应有尽有。最近这些年来，这些小城镇选出的市长都是华人。据说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在那里已经有了著名的天津大院、沈阳大院等，就连二奶大院都有了。假如经常出没这些地方，出国和没出国大致没什么两样。估计王朔一到那儿，就有点犯晕了。有没有搞错？这是美国吗？这不是广州嘛！

年夏天，有一次在北京港澳大酒店的大堂咖啡厅里，我恰好遇到冯小刚和一个女演员坐在旁边谈话。我顺便问冯小刚一句，最近是否有王朔的消息？冯一脸为难的表情，说：“其实我有好几年没看见他了。”听了冯小刚的话，我在想，看来王朔真的是隐居起来了。一个

改变了中国人神经的作家一位国内文学评论者在年代末著书写道：“一个作家凭着自己的作品而造成如此重大语言影响者，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王朔是第二人，建国之后他是唯一的一个……王朔堪称中国当代的语文大师，他以笔创造了最具现代性和最富生机的现代汉语。”（伊沙：《一个都不放过》，青海人民出版社，年1月版，第页）还有的评论称，王朔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在于语言，甚至可以说王朔是继老舍之后，对北京语言最有贡献的作家。（王干：“金庸遇王朔大水冲了龙王庙”，载张峰编《王朔挑战金庸》一书，广州出版社，年11月版，第89页）

上述说法可能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独特的转型阶段中，王朔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贡献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字语言的层面。王朔现象与其说是文学现象，倒不如说是个文化、社会和政治现象。这一点，大概是王朔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从王朔的人生经历和作品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前不久逝世的美国文坛元老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影子。诺曼.梅勒本人参加过“二战”，曾两次竞选纽约市长。他自命不凡、狂言傲世，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享誉西方文坛的怪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一个出色的作家应当是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神经和骨髓”的人。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王朔

很多人说，鲁迅是一个曾经改变了中国人骨髓的作家，因为他深刻地诊断出中国人身上的“软骨病”，而且他的自己的骨头曾被另一个伟人称为属于“最硬的”一类。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当这个横眉冷目头发直立的老头在世和过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每读到他诸如“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宽恕”和“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之类的文字，常常让人们的神经格外紧张。以至于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王朔曾写道：“说到鲁迅精神，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战士的一生。”“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王朔：“我看鲁迅”)

很多证据可以表明，王朔是改变了中国人“神经”的一个出色作家。

如果说，多年以来，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开始变得松弛和自由的话，在我看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贡献来自王朔。

几乎从王朔开始，一种对正统御体语言的调侃开始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大众的生活。从他闯入文坛开始，他就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用一段段、一句句的王氏语体开始为那些紧绷了我们几十年的神经枢纽松绑。人们终于发现，在这块大病初愈但仍然难以化解冰封的国土上，居然还可以有王朔这样一种活法。王朔的语言开始流传于世并受到大面积效仿。王朔语言引起的旋涡牵连的是中国融冰时期的一种政治态度，王朔以他漂亮的擦边球，为中国人的生命中增添了新的景观。

比如，他把打麻将比喻成“过组织生活”：“本党的宗旨一贯是这样，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把你开除出去，你不是本党党员本党就把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华艺出版社，《王朔文集2》，年7月第一版，第页）。在他的小说里，小说的主人公在调侃“人生”的意义：“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但还得玩命，因为观众在玩命地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王朔：《顽主》，华艺出版社，《王朔文集4》，年7月第一版，第7页）。

他的小说里的人物们在讨论中国有没有“贵族”：“不知道钱有用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生下来就有钱的，一种是还没有尝过有钱的滋味的，装他妈什么精神贵族！中国有什么贵族？一水的是三十年前的放牛娃翻的身，国库封了全他妈得要饭去。”（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华艺出版社，《王朔文集2》，年7月第一版，第页）。）

他小说里的人物对台湾人说：“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啊？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不服就让国民党来试试——吓死他！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让他遗臭万年。……,有什么说什么，要说全世界各民族让我挑，我还就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凭什么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有很多优越之处。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吗？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王朔：《一点儿正经没有》，华艺出版社，《王朔文集4》，年7月第一版，第-页）。）

在他的小说里，把男女最后的情欲冲刺比喻成“攻打冬宫”：“打个比方吧，好比苏联十月革命，群众也发动了，士兵也争取了，临时政府也成立了，最后还是要打一下冬宫。正如毛主席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另外，她犹豫、畏缩，除了她本人的心理障碍还因为有个旧秩序束缚着她拉扯着她，不烧了草料场，林冲也不会上梁山。”（王朔：《给我顶住》，华艺出版社，《王朔文集2》，年7月第一版，第页）。）

在他的小说里，男孩女孩们是这样肆无忌惮地畅谈着“国家大事”：

男孩：“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来着？”

女孩：“49年吧！”

男孩：“49年以前是谁？”

女孩：“好像是台湾那帮人。”

女孩：“非得教人民学好吗？”

男孩：“非得！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

女孩：“你这是不是有点玩世不恭？”

男孩：“仔细想啊，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甘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

女孩：“政府说过这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

男孩：“当然，要不要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雨地对人民呢喃着。”（王朔：《一点儿正经没有》，华艺出版社，《王朔文集4》，年7月第一版，第70-71页）。）他的人物在电视剧中对警察说：“你们给我上老虎凳我就挺住，给我使美人计我就招。”“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编辑部的故事》，编剧王朔、冯小刚等，导演赵宝刚）

他在写给自己女儿的书中说：“想想还要感谢爷爷，他走出山沟，赌中了一支胜利的军队，使我出生在一个还算体面的家庭。想想看我要是个农民的儿子，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歧视严重的国家将受到什么样的刺激。”（王朔：《致女儿书》，人民文学出版社P74-75）

他小说里的叙述，总好像是在和读者谈自己的身世、经历和情绪；“我三十岁后，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说开初还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王朔：《动物凶猛》，见《王朔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年9月版，第页）

他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他还说：“最纯洁的关系是金钱关系，最平等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有人说他急了的时候还说过：“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后来告诉我，这句话并不是他说的，而是他的一篇小说里的人物的一句话。他告诉我这个不算小的“秘密”时，面部表情十分平静。这些年来，对外部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他已经厌倦了。无论谁说什么，他都不想去争辩什么。

经过文革后，叛逆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是难以消弥的。但王朔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过渡阶段里表现出的反叛方式则显得别出心裁并恰到好处，他的聪明才智在这个过程中被心无旁鹜地发挥出来了。王朔与那些义正词严孤注一掷的斗士们不同的是，后者像是这个地球冰冷的南北极地，而王朔则像是地球中间涌动纵欲的海水。因为有了后者两极的激进、冒险和铁面无情，王朔或“王朔们”才略显得调皮、安全和轻松温和。

千百年来，中国民众曾长期生活在“告密盛行”、“以言入罪”、“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恐惧之中。然而，王朔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让众多的中国民众多少可以开始享受某一类千载难逢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王朔的聪明在于，他发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谈到他创作的“蹊径”，他曾写道：“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正在为打破千百年束缚我们肌体的框框作斗争。描写打破这些框框的过程和这些框框对我们的压抑似乎是现在文学的主题……即便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我也要另辟蹊径。这蹊径我找到了，那就是不写那些正在挣扎人，而是写已经解放了的人（我无能去写解放了的社会）……从这些人的生活中可以看到，失去了行政手段，传统价值观是多么脆弱。描写这些人的生活是快慰的，那些为难着我们有时简直无法逾越的传统障碍，在这些人中显得是多么无谓，人一旦精神、物质两方面自由了，活起来是多么舒展。”（王朔：“我和我的小说”，载葛红兵、朱立冬编：《王朔研究资料》，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年5月版，第16页）

今天的中国，在“精神、物质两方面”获得自由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人不一定是亿万富翁，不一定身居高位，也不一定赫赫有名，但对这些人，“你既无法利诱也无法伤害。”。有趣的是，在我们中国，以王朔为代表的——为争取获得这种生活状态的“先头部队”，则可能被今天已经过上“自由生活”的“中产阶级”人们所轻视和遗忘。

从挣扎到相对不再挣扎，从不自由到相对比较自由，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药方。王朔开给我们国人的药方也不能药到病除，甚至还有些“副作用”。但是，在多年前那个“大病初愈、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对大多数既想痛并快乐地活着又不想出家当和尚的普通人而言，可能是一贴相对廉价并可以吸收的药剂。

今天的中国民众，或许还可以忍受“没有雷锋的日子”，但估计已经无法忍受“没有王朔（语言）的日子”。今天那些对王朔动辄破口大骂、嗤之以鼻的人们，其实现在每天24小时里都在多多少少享受着“王朔现象”给他们带来的惠顾，不知是否能对此略表一点儿感恩之情？

他既不许文强，也不冯敬尧；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当年写“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谈起王朔时，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西方的什么“派”什么“一代”有关，但我宁愿意认为这是非常中国非常当代的现象。曲折的过程带来了曲折的文学方式与某种精明的消解与厌倦，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气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王蒙：“躲避崇高”，原载于《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一月号）。

在那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八股政治氛围里，王朔用他那独特的敏锐和刻薄道出了其中的软肋：“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鸽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王朔：《动物凶猛》，见《王朔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年9月版，第页）

如果我们沉静地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从王朔开始首创这种特殊的语言，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包括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到贺岁片的人物对话；从电视室内系列剧的搞笑对白到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几乎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比如：“XX没商量”；比如：“XX就是心跳；或者比如：“过把瘾就XX”，还有“一半是XX的海水，一半是XX的火焰”；或者比如：“我是XX我怕谁！”

我们说，出色的作家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作家能够如此浩荡的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一个网友评论说：“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调侃现实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王朔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时潮”。

即使在王朔一度处于沉默潜伏状态时，王朔的影子还在若即若离。他的模仿者们似乎无所不在，王朔的语言可以被模仿得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影视编剧们在演绎他的套路，相声小品在借鉴他的幽默技巧，晚会主持人在用王氏语言来调动观众气氛，现代青年在用王朔的成功作为生活楷模。王朔被无可挽回地“大众化”了。遗憾的是，从知识产权的意义上说，“王氏语言”在法律上无法申请发明专利，也无法像可口可乐那样用技术秘密（Know-how）方式来加以保护。王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特有的语言“配方”被千百个人模仿着。他或许会感到愉悦，或许会感到尴尬，但更多的可能是躲在暗处，一脸坏笑。

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揶揄和调侃，其实也是一个民族和谐宽松幽默的好征兆。我在美国时，常看到好莱坞拍摄的一些以“白宫内幕”为题材的电影，内容亦真亦幻，虚虚实实。其中影射的常常是现任总统的秘闻和趣事。白宫里的总统和幕僚们对此从来不在乎，在任的或已经退休的总统们还一边看一边跟着笑。我曾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艺术家们也可以这样毫无顾忌地放松创作一下？

不难预料，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在大家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王朔式的语言风格还会有很大的延续时空。或许，经过很多年后，当人们视政治风云为世间常态沧海一粟时就会明白，王朔今天这类看似无视是非正邪的语言，并非有辱贤哲，也非大逆不道。

据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是可以由国内专家学者预先推荐的。如果真是这样，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的专家们有空研究一下，搁置一些偏见，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王朔。当然，这样做会招来很多争议，因为王朔的作品毕竟还不够高大和完美，还不符合某类“人文精神”，甚至还有些不招人喜欢的“副作用”。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诺贝尔奖其实从来也不设定什么标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曾经让这个世界上十几亿的中国人的神经变得轻松的出色作家。如果非要有什么理由，难道这还不够吗？

在这个生活并不容易的世界上，多一些宽容精神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理解和宽容王朔。

王朔是个天才。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在该长身体发育时，遇上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在该上学读书时又遇到了“史无前例”（还有一种说法叫“阳光灿烂”，灿烂到学生不仅可以不读书还可以打老师）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当人们追求学历参加高考以便日后获得社会善待和提拔的时候，他的高智商却不能帮助他进入高等学府的大门；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当他用笔证明自己的才华的时候，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之痞子文学，他自己被文坛视为另类；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当他成功地创出一段属于自己的道路时，他的名字和作品却频频被来自主流传媒的围堵和封杀；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当他来到那个拥有民主自由的美国大陆时，他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语言的障碍让他才思枯竭。由此他变得桀骜不驯，变得狂傲不羁。其实，在很多方面，他也和我们许多平常人一样，既有真情，也有深意，不仅有助人为乐、嫉恶如仇的良好纪录，而且还常常反躬自咎。

王朔也要尽量理解和宽容他人。每一个时代都有非凡的人，每一个时代也都会成为历史。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意的中伤，都在证明，现实生活还远非完美。人类每前进一步，都会有些误差。但只要不断前行，不断校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能过上那种“既不能被利诱又不能被伤害”的好日子。

在中国文学史上，王朔大概是个绝版。他的独特天赋和生活经历，几乎使他的成功模式变得不可复制。这样说，可能会使那些想步王朔后尘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感到有些郁闷。这也没有什么办法，作为大多数普通人，人们能努力去做的，无非就是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地去读书升学和就业，来日在社会上获得得一个可以谋生或者比较体面的职业。

和很多人的感觉相似，我也觉得王朔年这一轮的复出，显得离奇而荒诞。如果我最近见到王朔，大概会劝他一句：老战友，你这辈子已经够本儿了，你已经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了。好好过日子吧，能快乐健康地过一天，你就多赚了一天！

前不久，再次见到王朔时，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担心倒显得有些多余。

他还一直住在北京近郊那个最早被开发的别墅区里，那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城里最成功的人士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停在别墅门前的车辆上蒙着厚厚的尘土，显示着主人自闭一隅、久不外出的迹象。车主的这种自闭和沉溺，究竟是基于外部世界的困境还是个人生活的郁闷？抑或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过度思虑？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面一定反应了王朔思想观念中最隐秘和最难以捉摸的情绪，他自己难以启齿，外人也将永不得知。

这些年，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交际活动。大部分时间里，他喜欢安静地坐在房中，阅读、看影视，喝茶吸烟，炒菜做饭，当然还有思考和写作。他一口气送给我他的4本近作：《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致女儿书》，书里的内容明暗交织，有虚幻又有实景，充满“非主流”宗教的氛围，我尽力在阅读中理解他，不过仍感到有点困难。

近十年来，他几乎从来不上网。尽管他也使用智能手机和 　　一、前言：科举应试教育是否明清教育的全部？

　　在近代社会里，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法、英等西方先进国家自十九世纪率先开始实行义务教育，造就近代经济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注：立法实行义务教育的时间，在法国是年，英国则是年。）在今天的我国，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迅速进展，“要致富，先治愚”这一形象化的口号，也成为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何种影响？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颇不明确。一般意见倾向于认为：在近代以前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等经济活动中，由于技术落后，组织简单，因此从事这些活动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因此经济活动与以知识传播为主旨的教育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十分疏远。同时，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教育，教育的内容亦与经济活动隔离甚远，因此教育对经济发展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在西欧，直到工业革命时代，推动科技进步和制度变革者主要也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士。因此整个社会的教育问题似乎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的关联。

　　在以往的明清史研究中，上述情况特别显著。按照以往流行的看法，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教育是一种仅止局限于少数人（主要是上层社会的男性）之中、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非常僵化和刻板，内容与社会实践毫无关系，使得受教育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会在八股文中讨生活，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创新精神，从而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国之所以未能如西欧那样走向近代化，这种教育被视为罪魁祸首，自戊戌变法开始，直到今天，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因此明清的教育就是以八股文为特色的教育，而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大敌，这已经成为一种似乎无须讨论的共识。

　　然而，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对中西历史认识的深化和西方中心论的破产，一些学者发现上述共识实际上尚未经深入的论证，因此并非定论。同时，我们也发现上述共识包含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例如，江南是明清中国科举应试教育最发达的地区，科举功名之盛，甲于天下（注：本文中的江南，其地理范围我已作过界定，包括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大体相当于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而非广泛意义上的“江南”。详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年第4期。），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出科技人才最多的地区（注：有关情况详见本文第三节。）。其次，明清江南虽然为功名而苦读者数量众多，但是从明清史籍中可见到更多的人读书并不是为功名，而是为以后从事工、商、医（生）、幕（友）、讼（师）乃至农业等工作，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方式上也并非与科举应试教育一样，而是使用不同的教材，采用不同方法。再次，这个明清中国科举应试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却成为了中国近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直至今日还是如此。这些都提示我们：明清中国教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的了解还很不深入，尚待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以前那种把明清中国教育等同于科举应试教育的看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这种科举应试教育，并不足以代表明清中国教育的全部。

　　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作一简单界定。杜熙德（DenisTwitchett）指出：“我们经常错误地从其表面价值上接受了中国文人的观点，即识字完全是为学习儒家经典打基础。倘若以此标准来看，中国识字的人确实非常有限。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外还有非常多的人，尽管按照经典学术的标准来说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无论如何是识字的。”（注：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a》，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AnnArbor），年，第23页。）由此而言，中国的传统教育并未局限于少数人中。由于宋代的“教学革命”和印刷术的普及及其所导致的书写规范化，中国的民间教育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有颇大发展。（注：让-皮埃尔·戴仁：《中国的读书写字和木板印刷》，收于《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年。）这一发展为明清民间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奠定了基础。至于这种教育是否全然脱离社会实践，也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教育决不只是限于少数人的应试教育了。我认为：根据所追求目标的不同，可以把明清时期的教育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我称之为精英教育），另一类则是追求实用的教育（我称之为大众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的对象、目标和内容上都有颇大区别。因此在讨论明清教育问题时，不能只把前者作为教育的全部。

　　鉴于江南是明清中国教育最昌盛的地区，因此其情况对于明清江南教育研究意义尤为重要。那么，明清时期江南的教育情况如何？它对于经济起了什么影响？这是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以往对此研究很少，因此很有必要作一专门讨论。

　　明清江南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大众教育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题目，但是限于史料（特别是数学教育等方面的史料）的匮缺，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是罗友枝、梁其姿）在此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进一步发展此项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在过去关于明清江南人力问题的研究中，也谈到了教育问题。本文以我过去的研究为基础，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力图对明清江南的教育情况作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描述，并与我本人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相结合，讨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

　　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科举是进入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或者说是“正途”）。因此，精英教育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就使得读书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有力地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读书之风。

　　（一）精英教育的内容

　　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本文称之为科举应试教育）是明清江南精英教育的核心，本文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我们在此想要讨论的问题是：首先，到底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否只限于八股文写作训练？其次，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否就是精英教育的全部？

　　首先，我们要指出：八股文写作训练（以及与此相成表里的儒家经典学习）是科举应试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其全部。明清的乡试和会试，考试内容除了经义和八股文外，还有史、策、论、判、诏诰表乃至律诗等。具体选取哪些内容，在明清时期不断变化。乾隆五十二年（）定制，确定乡试和会试均三场，第一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的策一项，最值得注意。明代规定乡试和会试的策每道限三百字以上，而从现存的会试试卷来看，实际上往往长达一二千言或甚至更多，比八股文的规定字数多得多。（注：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北京）年，第76-77，87，98页。八股文的字数规定，时有变化。万历八年（）规定经义每道限五百字以内，过多者不予誊录。康熙二十年（年）规定每篇字数限在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曾为七百字，超过概不录取，遂为定制。）策的内容为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对策，务必翔实。洪武二十四年（）定考试文字格式时对此下了明确的界定：“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回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注：《大明会典》卷七七《科举通例》，转引自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第98页。）因此如果不掌握关于财政、地方行政、水利、边防等方面的必要知识，要通过乡试和会试是不可能的。

　　此外，明清科举应试教育以宋明理学为核心，而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数术之理”，即将“理”、“象”、“数”三者密切结合。项麟说：“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因此要掌握理学，就必须具有相当的数学知识。对此，大数学家朱载堉说得非常清楚：“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明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有数显，数自理出，理数相倚而不可相违，古之道也……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注：朱载堉：《律历融通》卷三、卷四，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石家庄）年，第页。）也正是因为理学与数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西欧国家天主教会选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时，都特别注意选派那些精通数学的人，法王路易十四的告解师拉雪兹（FrancoisdeLaChaise）更明确地促成“国王数学家”来华。（注：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年，第-页。）而在理学熏陶之下并由科举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江南读书人如徐光启等，也成为了数学大师。因此，科举应试教育除了八股文写作训练外，还有不少其他内容。

　　其次，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明代数学家吴继绶在《算法纂要》序中已说得很清楚：“而今南倭北虏充斥于边陲，若何而将将将兵，若何而行师转饷，折衡决胜，焉能无算？编户齐民征徭逋负，当工役繁兴，司农辄为告罄，若何而取之缓之，不病国，不病民，焉能无算？肉食者遍巗廓，要以谋国，而见功堇堇何也，若何而旁招荐引，务在精白以承休，焉能无算？凡此皆今日之不容缓者，舍筹度，计算曷由哉？”而清代著名珠算家程大位，更认为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数学：“故圣人继天立极，所以齐度量而立民信者，不外黄钟九寸之管；所以定四时而成岁功者，不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数。以至远而天地之高广，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廷军国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费，皆莫能外。数岂不重已哉！”（注：程大位：《书直指算法统宗后》，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已经开始向教育渗透。明末大数学家李之藻说：“古者教士三物而艺居一，六艺而数居一，数于艺犹士于五行无处不寓”（注：李之藻：《同文算指》前编序，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清楚地说明实用数学应当是“士”的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末以江南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泰州学派领袖颜元，更提出教育要重实践（即“习行”与“践履”），而实践的内容不仅包括儒家礼教（“践履”），而且也包括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有关“器物度数”和“技击”、“艺能”的“习行”。而比颜元稍前的江南学者陆世仪，在教育应“切于用世”方面走得比颜氏还要远。因此杨向奎认为“他[陆氏]所主张的学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规模。这不仅是道德教育，也不仅限于经义教育，而兼有科学教育，天文、地理、水利、兵法都是。而小学亦不仅识字教育，还有歌诗习礼。这比后来颜习斋的教育理想还要完备”。（注：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引自葛荣晋、王俊才：《陆世仪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年，第、、页。）虽然陆氏提出的具体办学方案并未为社会广泛采用，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却反映了当时众多的社会人士对精英教育的期盼。

　　在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会风习的影响下，即使是在科举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许多人努力学习各种实用知识，以致明清江南科技人才辈出，数量为全国之冠。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突破了蔑视“蛮夷”的传统的自大心理，对此时期传入的西洋科技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反应（徐光启就是其杰出代表）。

　　由于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并非冰炭不相容，因此，明清江南受过精英教育的人士中，出了众多的优秀科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科学家，有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年，仁和人），数学家项名达（-年，仁和人）、戴熙（-年，钱塘人）与李善兰（-年，海宁人），天文学家王锡阐（-年，吴江人）与陈杰（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乌程人），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年，江宁人），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6-年，江阴人）与顾祖禹（-年，无锡人），地理学家与人口学家洪亮吉（-年，阳湖人），医学家王肯堂（-年，金坛人）、吴有性（-年，吴县人）、叶天士（-年，吴县人）、徐大椿（-年，吴江人）与王士雄（-？年，海宁人），药物学家赵学敏（-年，钱塘人），等等。上面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人材，绝大多数都受过精英教育。明清时代中国最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也泰半出于江南。在江南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中，有水利工程专家沈启（-年，吴江人）、潘季驯（-年，乌程人）、陈潢（-年，秀水人），农学家张履祥（-年，桐乡人）与姜皋（道光时华亭人）、兵器制造专家龚振麟（嘉道时长洲人），化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徐寿（-年，无锡人），数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华蘅芳（-年，无锡人），等等。这些技术人才中的大多数也都受过精英教育。因此精英教育虽然是一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重要特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但在科技人才培养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不像过去所想像的那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一类冬烘先生。

　　（二）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为明清江南社会对读书做官极度重视，所以江南科举之盛冠于全国。虽然明清政府对进士名额实行地区分配制度，但是考中进士的人数，明代浙江居全国各省之首，江苏次之；而清代则江苏第一，浙江次之。（注：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ColumbiaUniversityPress（NewYork），年，第、、、页。）而在江浙二省中，本文所说的江南又占了大多数。（注：在明代，苏、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苏省进士的77％。而在清代，苏、常、松、镇江、江宁五府及太仓州则包办了江苏省状元总数（名）的86％。见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第、页。）因此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9个府中，明代江南有3个（在全国的排名为：苏州第3名，常州第5名，嘉兴第9名），而清代江南则有5个（在全国的排名为：杭州第1名，苏州第2名，常州第3名，嘉兴第4名，湖州第5名）。（注：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第页。）当然，江南在科举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层社会中得到普及为基础的。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注：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第、页。）但是事实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此数。史载康熙时常熟县“子弟皆游泮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注：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风俗。）。而同时的仁和县唐栖镇，虽然只是一个镇，但是“解句读、服青衿者已百人”（注：俞璈伯：《唐栖行诗序》（收于光绪《唐栖志》卷一）。）。因此童生的人数，要比县学生员的人数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当然大大超出识字教育的范围，因此仅只接受了识字教育的学童的人数，又比童生的人数多得多。所以，相对于广大的未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来说，获得了功名的读书人只不过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明清江南读书风气之盛甲于天下，因此读书人数之多也甲于天下。但是明清科举考试录取率不仅很低，而且一直不断下降。（注：据巫仁恕的统计，从明初到嘉靖以后，乡试举人录取率从6％下降到4％以下，而到清代更降至1-2％之间。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刊于《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3期（年3月）。）国家在科举考试中进行选拔时，实行的是地区名额分配制度，并非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录取。在江南，录取率大大低于全国。这样就使得中举人、进士，对于绝大多数江南读书人来说，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而读书人倘不能取得功名，不仅为人所不齿，而且生计也无着落。明人说：“吴中恶滥不售之货，谓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有纳刍粟及马助边者，有纳粟赈荒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注：佚名：《蓬轩类记》。转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因此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前景是相当黯淡的。此外，在科举因竞争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所需的学习期限也变得越来越漫长。“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要求，但对于中下层社会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已难以负担。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把读书当作谋生所需的一种手段，并不奢望能够金榜题名。（注：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当然把中举人、中进士作为终生追求目标的贫寒读书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等）也不乏其人，但终归人数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在未能中举之前还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周进充当商人的书记、范进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匡、周、范诸人并非本书所说的江南人（尽管匡超人本籍温州乐清，但也生活在杭州）。）换言之，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例如去作幕僚、账房、讼师、书办等），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如行政、法律、商业、文牍等方面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知识或技能。（注：例如即使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那样的冬烘先生，也仍然掌握了一定的记帐、会计技能，因此才会被商人雇去工作。）

　　三、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或者说是当时的下层社会民众。这种教育的目标并非考科举，而是为了从事工商业活动。因此其教育内容主要是使受教育者在获得起码的读、写能力的同时，也获得起码的计算能力。那么，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是否能够提供这种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呢？这首先就需要分析当时大众教育的教材与教学手段，看其是否能够胜任上述目的。

　　（一）大众教育的内容

　　大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起码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因此这种大众教育也可以说是以识字教育及计算教育为主要内容。下面就来看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在这两方面的情况如何。

　　（1）识字教育：关于明清中国的识字教育中的教材与教学手段的问题，梁其姿已作了专门的研究。（注：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收于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年出版。）这里据其研究，把有关情况作一概述，然后再进行补充。

　　中国识字教育的基本教材，宋元时代就已大致定型。（注：张志公认为：“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在这些教材中，最主要者就是被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千字文》早在南朝时就已写成，《百家姓》到北宋时亦已出现，而《三字经》到宋末以后才流传开来，元代以后则成为最普及的蒙书。这三部主要蒙书各有特点，但是将三者作比较，《百家姓》因受其内容所限，仅能教授学生认识与姓氏有关的字；《千字文》则受其体例所限，要避免重复字，同时也受南朝文风影响，追求文藻押韵，因此对于儿童的识字教育来说，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颇大问题。《三字经》出现较晚，其出现与宋代以后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以理学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及科举制度关系密切，同时在内容、形式上也更有特色。该书内容包含了关于人性、道德、历史、数学、自然、小学、四书五经乃至诸子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语言也通俗易懂，塾师稍作讲解，学童即可明了文意。该书还采用三字歌诀的方式，生动活泼，琅琅上口，容易记忆背诵。因此相对而言，在传统的蒙学教材中，《三字经》效果最好。也正因如此，该书出现以后，就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得以迅速传布，同时在传布过程中也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有改动，形成了多种不同版本（注：仅目前可见者就有宋末元初的1，字本、明代的1，字本、明末的1，字本、清初的1，字及1，字本等多个版本。见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各种注解本，甚至还有配有插图的版本。因此在教学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由于这些特点，自明代以来，许多地方官都喜欢采用《三字经》作为社学教育的基本教材。明末吕坤提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悉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注：吕坤：《实政录》卷三《兴复社学》。）不仅如此，就是在私塾教育中，《三字经》也是基本教材。与吕坤同时代的赵南星在家赋闲三十年，专门编注各类教材教授不同程度的学生。他特别选择《三字经》和《女儿经》作为教导男女儿童的主要教材，并与友人吴昌期、王义华共同做注，辑成一书，称为《教家二书》。赵氏在该书序中还指出其优点是“一则句短而易读，一则语浅而易知，殊便于启蒙矣”；读此书，“即不必为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群书，可也”（注：赵南星：《三字经注》序。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因此很明白，该书特别适合那些将来不准备做士大夫或学者的儿童的启蒙教育。

　　明清江南还风行看图识字类儿童识字读本。例如金陵王氏勤有堂于洪武四年（年）年刊出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共收名物件，有图幅，文字四字一句，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图画），图文对照（因此称为对相），简单易学。此书颇为盛行，明代刻书家陈伯寿后来还在日本刊出。正统时，又刊出《新编对相四言杂字》，收字，图。这种看图识字读本的风行，也是识字教育普及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明清江南的识字教育中，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背诵与讲解相结合。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清初苏州塾师崔学古总结说：“儿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每教两三遍，须令自读一遍……又遇资之最钝者，须逐教读一遍，令本生读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数十遍，自能成颂”；“又教时，便将书义粗粗训解，难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注：崔学古：《幼训》。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同时代的杭州塾师陈芳生提倡的方法则是：“童子初入学，每日只讲一字……渐加之……但取本日书中切实字，讲作家常话，如‘学’字，则曰此是看了人的好样，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如此日逐渐讲，久之授以虚字，自能贯串会意，当闲居不对书本之时，教以抑扬吟诵之法，则书中全旨自得。”（注：陈芳生：《训蒙条例》。转引自梁其姿：《“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曾任长兴、仁和训导的浙江兰溪人唐彪，在其教学心得之总结《父师善诱法》中，强调在识字教育中，“书易记、字易识者，乃令读之。其难，慎毋用也”，“教童蒙泛然令之认字，凡相似而难辨者，宜拆开分别教之”，“童蒙七八岁时，父师即当与之解释书中字意，但解释宜有法，须极粗浅，不当文雅深晦”（注：唐彪《父师善诱法》。转引自熊秉真：《童年忆往一中国孩子的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年，第页。）。

　　此外还有一种实用的识字法，即将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内容，用常用俗字写成押韵的浅显文句，以之作为教材，利用空闲时间，教授那些贫寒家庭的子弟识字。（注：这种方法的运用，以在清代后期的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一带农村运用为最典型。在那里，贫家子弟到六七岁尚无力入塾就学者，通常采用《俗言杂字》一类的教材学习识字。这种教材系乡下文人为乡村穷人编写，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汇依照当地方言俗韵编成七言或八言一句的文字。凡欲识字者，可向人借此类教材，利用农闲或者雨天歇工时，找识字的人教读，每次少则一二行，多则三五行。现存的一本清代的《俗言杂字》，全文共有5，余字，内容包括农、商等方面的简要知识。见史若民、牛白琳编《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年，第-页。）虽然在明清江南文献中我们尚未发现象清代山西流行的《俗言杂字》那样的识字课本，但是早在明代，江南就已有类似的教材，如《四书杂字》（此处的“书”为“言”之义）、《七言杂字》等。另外，在明清江南大量出现和出版“致富奇书”、“商贾一览”一类“商人书”，而其中颇有一些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山西的《俗言杂字》相似（注：例如明代李晋德著《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年排印本）中的“警世歌”、“商贾醒迷”都是用浅近文言和常用俗字写出的押韵文句，形式与上述《俗言杂字》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推知这种识字法在江南应也在使用。

　　采用上述教材和方法，学童在一二年内学会一两千字，应当是不难做到的。（注：罗友枝认为使用“三、百、千”等蒙书，学童可在一年内认识两千字左右。见前引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第23页。熊秉真也认为在明清中国上中社会家庭，一般是子弟七、八岁开始教识字，一两年后识得二千字左右，乃可读书。见前引熊秉真：《童年记忆一中国孩子的历史》，第92页。）因此一个贫家子弟入村塾一二年，大体就可以掌握常用的汉字了。所以清代江南文献说农民子弟进村塾读书，“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并非虚文。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童在学习识字的过程中，还可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从而对他们日后进入较高的社会活动圈也有重要帮助。

　　在年代我国的群众扫盲运动中，国家根据汉字实际使用频率，确定成人“脱盲”标准为识1，字，“半文盲”的标准为识-字。而据西德尼·甘布尔（SidneyGamble）对汉字出现频率的研究，在比较简单的文献中，最常用的78个、个和1，个汉字分别占了所出现的全部汉字的50％、70％和91％。（注：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第3页。）换言之，只要识1，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大致对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即使只识数百字，也就可了解较简单的文字材料的大意了。

　　（2）计算教育：明清江南的学堂教育，似乎不包括数学教育。（注：清代中期数学家张豸冠在自序中说：“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学者罔弗能。自词章之学兴，而此道遂弃如土。虽向老师宿儒问以六经四书中之涉于数者，亦茫然不能解。”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因此学童计算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民间数学知识的传播。但是通过学堂教育，学童至少可以认识记数文字（注：事实上，使用汉字计数，在明清商业中是很普遍的。例如清代中后期山西票号在各地使用的平码歌，就是用中国数码字书写的。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年，第页。）、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的名称及含义、主要计量（度量衡）单位以及大小、多少等数学基本概念，并学习到与计算有密切关系的历法、天文等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计算方法的学习。有了这些起码的概念，在“九九歌”、珠算口诀等通俗数学教育手段的帮助下，学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此外，在私学教育中可能也包括算盘用法。（注：劳汉生认为明代商业数学普及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私学教育，在小学启蒙教育中也要包括算盘用法在内。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但是他并未附上相关的证据。我在明代小说中，发现了一些证据。例如《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正德时代苏州府昆山县人宋金，小时候上过学，“学得一件本事：会写会算”，包括使用珠算。）

　　明清江南大众教育中的数学教育，除了通过师（师傅）徒（学徒）相传外，别的方式还不很清楚。（注：劳汉生说明代商业数学普及的另一主要途径是商业机构招收新的从业人员，一边工作一边进行珠算的教育。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但是他并未附上相关的证据。）就师徒相传的情况而言，有时也不得其法，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并非轻易可以掌握。（注：近人李文熙对传统的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说“学徒从师三年，强半时日都肄习于此（珠算），独是呆记成法，练习运算，扣其理则瞠目不能一解，语其法则胶柱鼓瑟无丝毫之变化。聪明者尚能本其法以致用，质钝者则视珠算为畏途，徒耗时力精神而不能收毫末之效”。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这种数学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是十分有限和非常实际的，即获得进行有限范围内的整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能力。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应用数学的进步，大大推动了这种数学教育的普及，对于普通民众计算能力的获得起了重大作用。这些进步主要是珠算、笔算和口算（心算）方法的出现与普及（其中尤以珠算最为重要）。

　　我国古代计算方法的特色是不用计数文字直接进行，而是借助于“算筹”进行（注：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年，第59页。），而珠算则是原有的筹算的改进。在13、14世纪，我国出现了便于记忆的筹算口诀。年刊出的何平子著《详明算法》中出现的口诀。和今天常用珠算歌诀已完全一致，标志着算法口诀的完善与定型。与此同时，计算工具也因适应大众化的需要出现了变革，即珠算盘取代了算筹成为民间最常用的计算工具。珠算比筹算及其他计算方法更为方便和便捷（注：张豸冠说：“筹算、笔算虽雅，而迟速殊焉。表算、尺算虽更疾，然比例数至十万而极，比例规至千分而极，四行以下，俱截为零，不若珠算之辨析毫厘，且选表画尺，非夫人能为者，此乃推步制器所用，非寻常乘除所用也。第诸算之中，固以珠为便捷矣”。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因此珠算的出现和普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早在元明之际，珠算盘就已出现在江南民间。（注：隐居于松江乡下的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引用当地的俗谚说，新来的婢仆好像“雷盘珠”，“不拨自动”；尔后象“算盘珠”，“拨之则动”；时间长了则象“佛顶珠”，“虽拨亦不动”。这表明了珠算盘已经在江南风行，尽管筹算也还同时存在。见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51-52页。）到了明代中期，算盘更为普及，以致在通俗小说中也有反映。（注：例如前引《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就说宋金为船家做工，“别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盘，登帐簿”。）万历二十年（），长期在江南一带经商的徽州数学家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问世，标志着由筹算向珠算转变的彻底完成，从此珠算成了最主要的计算手段。（注：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中华书局（北京）年，第-页。）对于当时工商业活动中所遇到的绝大多数计算问题来说，运用珠算来解决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注：在一般的财经计算（特别是加减运算）中，算盘的计算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今日的计算器。见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89页。）由于珠算的这种特殊重要性，无怪乎在民间的应用数学教育中，珠算教育会成为一个主要内容。

　　明清中国童蒙教育中主要算学教材有二，一为元代朱世杰的《算学启蒙总括》，另一为清代劳乃宣编的《筹算蒙课》。后者比前者更为流行，而其内容即以珠算教育为主。除此之外，在明代江南流行的看图识字类儿童读物《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新编对相四言杂字》等中，也有算盘图和算筹图。（注：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53-56页。）这表明算术教育确实进入了童蒙教育。

　　中国原来没有笔算，明代后期利玛窦把西方算法传入后始有。（注：何炳郁：《从〈镜花缘〉试探十九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收于杨翠华、黄一农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年刊出。）到了明末，松江府嘉定县人孙元化在徐光启指导下学习西方数学，后来撰写了《太西算法》，是研究西方笔算的代表作。（注：李迪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第7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年，第60-61页。）这标志着江南人士对西方的笔算知识已有颇深入的了解。到了清代，口算（心算）也变得普遍起来。口算的基本口诀如现在小学生背诵的乘法口诀“九九歌”，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到南宋时已变得和今日完全一样。（注：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第18-19页。）但是这些口诀一直是为筹算服务的，因此口算是否已经出现并不清楚。到了清代，运用这些口诀进行口算（当时称为“嘴算”）已变得颇为普遍，尽管具体何时出现仍然不清楚。由于珠算、笔算和口算在民间的普遍流行，因此在李汝珍的《镜花缘》里都有反映。（注：何炳郁：《从〈镜花缘〉试探十九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在江南普通私塾教育中，背诵小九九通常也被列为课程之一。这对民间计算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作用。

　　此外，明清时期商业会计通用方法的进步也有助于民间算术的普及。我国历史上所用的会计数码，原来主要是汉体数码（即一、二、三等）和会计体数码（即壹、贰、叁等）。这些数码或者容易混淆，或者书写麻烦，计算中颇有不便之处。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草码（Ⅰ、Ⅱ、Ⅲ等），简捷明了，书写方便，尤其适用于运算过程中。（注：郭道扬：《会计发展史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北京）年，第、页。）这种草码，实即苏州码字（亦称苏州码子），因其起源于苏州，故名。从晚清的情况来看，商人簿记是会计体数码、汉体数码、苏州码字三种数码合用。（注：参阅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ミネルア书房（京都）年，第90、页。）这种简易数码的普及，使得计算变得更为容易。

　　清初数学家陈世明说：“尝观古者教人之法必原本于六艺，窃疑数之为道小矣，恶可与礼乐侔……后世数则委之商贾贩鬻辈，士大夫耻言之，皆以为不足学，故传者益鲜。”（注：陈世明：《数学举要》，转引自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年，第7页。）虽然情况未必尽如此，但是商人与计算教育关系最为密切，却是不争的事实。江南是明清中国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与上述算法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珠算与江南的关系。蒋述亮指出，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一书，对近代式的珠算法作了系统而完整的叙述，是一部影响极大的数学专著，风行全国达百余年之久，任何其他古代数学书籍都不能与之相比。（注：蒋术亮：《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87页。）而程大位在该书自序中说道：“予幼耽是学（算学），弱冠商游吴、楚，遍访名师”，然后用了二十年才写成此书。可见此书与江南的民间算法有极深的渊源。由此而言，珠算、笔算、口算等实用算法在清代江南非常流行，应是可以肯定的。

　　各种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明清时代民间应用数学教育也起了重大促进作用。这些口诀琅琅上口，便于记忆。只要能够纯熟利用这些口诀，运算起来就很省力、迅速和准确，而不必真正懂得其所以然。（注：蒋术亮：《剐国在数学上的贡献》，第86页。）由于这些特点，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借助于这些口诀学会计算。（注：例如《红楼梦》中的凤姐，原不识字，虽因理家久了也略识一些字，但终究不多。但是她却能够熟练地作许多加减乘除的口算。）因此，基本算法的口诀化对于这些算法运用的普及促进甚大。

　　总之，在两三年的启蒙教育中，学童在认识1，-2，左右的汉字的同时，也学会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如后所论，做到了这两点，也就获得了独立地从事一般经济活动所需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了。

　　（二）大众教育的普及

　　如果把识字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明清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像。罗友枝（EvelynRawski）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广州城则达到80-90％。（注：见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第5页。）另据卜凯的调查，在年代，7岁以上的中国男子中，有45％的人或多或少地上过学（平均为4年），识字率达到30％。而据洋人控制下的海关的调查，19世纪后期的情况与此相似。（注：DwightPerkinsed：《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年，第4页。）江南在经济、文化、城市化等方面向来领先全国各地，因此其识字率不应低于广东。近代对江苏南部个农村的调查也显示：在19-70岁的村民中，有40％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阅读能力。（注：见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ChinginChina》，第5页。）19世纪初期江南的识字率，未有证据表明会低于19世纪后期。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对明清江南的识字率究竟有多高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到了19世纪初期，这个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以罗友枝对清代中国识字率的估计数的上限（男子45％，女子10％，合计接近30％），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

　　从地方志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来看，明清江南的大众教育确实非常之普及。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注：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第三，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引正德志，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乾隆《金山县志》卷一七风俗，等等。）。所以早在洪武初年，苏州府就已“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注：洪武《苏州府志》卷一六风俗。）。万历时的松江府，也是“虽乡愚村僻，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注：光绪《青浦县志》卷三风俗引万历志。）。到了清代中叶，甚至连一向比较落后的江宁府溧阳县，也已是“村有学师”（注：乾隆《溧阳县志》卷四风俗。）。可见教育已经深入到农村。应当指出，接受教育的并不仅限于富家子弟。到了清代中期，一般农家子弟入学读书，已不是罕见现象。嘉道时湖州府南浔一带的农民子弟多入村塾，“三载省仿帖，约略得笔说”，然后回家种田。（注：咸丰《南浔镇志》卷二一农桑收施国祁诗。）在双林一带，“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注：《双林镇志》卷一五（原纂）风俗。）。杭州府城外的河渚，“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注：《南漳子》序。）。松江府金泽一带，“男子生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就外傅……或别有生理，亦不费幼学焉”。

　　四、明清江南教育对经济的影响

　　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验来看，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技术进步与基础科学的发展，二者基本上彼此无关。（注：Douglass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NewYork），年，第页。）在通过读、写能力传播具体知识方面，识字率与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也不很紧密。（注：见Evelyn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第页。）换言之，由于普通劳动者在技术进步中并未起关键作用，因此他们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的关系。此外，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制度性变革，也主要出自经营管理者阶层而非普通劳动者。因此总的来看，在近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中，教育似乎并未发挥重要的作用。（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很低，大多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因此当他们从事生产时，或者是依赖强有力的行会来组织管理其生产活动，或者是在手工工场主或工头的指挥下从事单一的劳动。马克思在研究工场手工业时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他并引用弗格森的话说：“在最少使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在18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甚至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北京〕年，第23卷，第-页）。而他们之所以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乏起码的读、写、算的能力。）

　　然而，近代早期英国经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对明清江南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诚然，如同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一样，对于明清江南的许多工匠和农夫来说，不会读、写、算，也照样能够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对实际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就会发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确实颇有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两地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物。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商业化水平方面。正是这个差异，使得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变得颇不相同。

　　伊懋可（MarkElvin）指出：用近代早期西欧的标准来看，明清中国的农村似乎是“过度商业化”了。（注：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第页。）其结果，是如柏金斯（DwightPerkins）所指出的那样，早在近代以前很久，中国农民就不仅在为市场而生产，而且掌握或了解抵押、地契、信贷和利息等商业活动的基本知识。（注：DwightPerkinseds：《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年，第6页。）不过严格地说，他们的这些结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而其中又以江南为最。此外，用近代早期西欧的标准来看，明清江南不仅农村经济高度商业化，城镇经济也高度商业化。由于江南城乡经济都高度商业化，因此从事商业活动所要求的各种基本能力也成为进行经济活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读、写、算是从事任何商业活动的基本能力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商业活动中，记账和算账是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但是正如明代商人书《商贾醒迷》谆谆告诫的那样：“出纳不问几何，其家必败；算计不遗一介，维事有成”，“临财当恤，记账要勤”（注：收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第、页。）。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记账和算账，也需要有起码的读、写、算能力。由此而言，哪怕是从事简单的商业活动，也非具备一定的读、写、算能力不可。（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前引《警世通言》中关于宋金的故事。只有“会写会算”，才能在商业活动中找到饭碗。）

　　明清江南经济的高度商业化，因江南特有的经营方式而变得更加突出。众所周知，明清江南工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农场和小作坊。这种小农场和小作坊由农民和工匠独立经营，生产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时在整个经济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其经营活动也紧密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小农场与小作坊中的主要劳动者，同时也兼为经营者、管理者和商人。对于这种集生产者、商人和经营管理者于一体的小农和小作坊主来说，他们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商业活动，例如购买生产资料、出售产品、计算成本与利润、订立合同与契约、换算货币（钱、银），以及进行雇工、借贷、典当、抵押、交租、纳税乃至商务诉讼等活动。而进行这些活动，都需要起码的读、写、算能力。因此，起码的读、写、算能力是他们日常经济活动的基本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即使体力强健、手艺高超，也只能受雇于他人。而在明清江南，农业中的雇工并不常见，而工业中的雇工主要来自外地。江南本地人，绝大多数是自主经营的小业主（小农和小作坊主）。独立经营一个小农场和小作坊，并不像过去许多学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明清江南的小业主，也决不都是以往许多史家所想像的那种可怜、保守、墨守成规、没有文化的单纯劳力。即使在农业活动中，对于读、写、算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前引江南“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江南小业主中的许多人（例如《警世通言》中的施复），颇富于进取心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对他们来说，读、写、算能力当然至为重要。即使是那些“胸无大志”、只求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小农与小手工业者，也必须具有相当的经营能力，才能在那种由“过度商业化”所导致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而起码的读、写、算能力乃是这种经营能力的基础。不仅商业活动需要读、写、算能力，而且工业活动也需要这些能力。（注：例如，明清江南城市有为数众多的染坊从事纺织品的染色。这些染坊使用的技术，可见于成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布经》。该书可称为清代苏州染布行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大全，所记载的通过媒染、套染获得的色名多达90余种，有详细工艺配方的蓝色以外的“杂色”达70余种。不仅如此，这70余种配方都有多种原材料的用量配比。该书还在染色质量的检验方面列出了不少具体的评判标准（参阅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北京]年，第页）。要掌握这些技术操作细节，就必须能够阅读《布经》一类的书籍；而要能读这类书籍，则非须具有一定的读、写、算能力不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实用数学知识在工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全然忽视。众所周知，大多数工业生产活动都涉及到度量衡，而度量衡则以实用数学为基础。（注：明代数学家周述学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其形体有长有短，有广有狭，有多有寡，有轻有重，是以立法名数以御之。度之以弓尺而长短广狭明，量之以斗斛而多寡审，权之以斤称而轻重晰；此度量衡三法，为数之纲也。”朱载堉也说：“夫物莫不有制，制莫不有则。规、矩、准、绳、度、量、权、衡，皆物之定制也。盖规以取其圆，矩以成其方，准以揆其平，绳以就其正，度以度其长短，量以测其多寡，权以审其轻重，衡以定其低昂。合是数者，然后谓之有制。”见周述学：《神道大编历宗算会》明伦类、总结类；朱载堉：《律学新说》卷四。均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页。）因此对于自主经营的小手工作坊主来说，这些数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清江南出现了许多关于各种经济活动知识的实用性读物，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四民必用》等商人书，《沈氏农书》、《补农书》、《耕心农话》等农书，以及《杵臼经》、《布经》等工艺书。其中的实用知识，对于那些想要扩大生产、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的农民和工匠，是必不可少的。要读这类书，当然需要一定的阅读能力。总之，由于明清江南的教育（特别是大众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获得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因此这种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小农场主和小作坊主。

　　至于那些已经扩大了生产规模的业者（即经营地主和大型作坊主）来说，由于其经营活动更为复杂，因此所需的读、写、算能力也更高。不仅如此，为了经营他们的产业，还必需相当数量的“白领工人”为他们服务，充当各种层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较大的工业企业（如大型油坊、碾坊、染坊、踹坊、冶坊、船厂等）或工业组织（如丝织业中的账房、棉纺织业中的布号等）中，都需要相当数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供销采购人员。（注：例如从《龙江船厂志》可见，在大型造船厂的生产中，各种船只的设计、督造与质量检查，物料、人工及其价格的计算，船厂收支的财务平衡，等等，都有非常专业化的规定，需要有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十分专门化的业务知识。又，年代桐乡石门镇，在一个员工总数为46-48人的中型油坊中，就需要管理、供销人员11-13人（包括老大[总管]1人，老二[副总管]2人，出使朝奉[主管销售]1-2人，出差[采买原料]2-3人，账房1人，管作朝奉[记账、验收]2人，管作朝奉[总领班]2人），约占职工总数的1/4（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第3章。）而在较大的田庄上，往往也需要有专业的账房、采买等人员。这些管理、技术以及供销采购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读、写、算能力，才能掌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知识。同时，从明代中期起，江南农村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新经营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性的东西，并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者”（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年，第63-64页。）。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即是常熟的谭晓（即谈参）、涟川沈氏等。这种经营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远比一般小农为多，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大量的农书。从农书中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自然有利于其事业的发展。

　　此外，即使就那些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而言，大众教育的普及也使他们能够在高度竞争的商业化环境中得以生存。周忱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原因之一是“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注：周忱：《与行在诸公书》（收于《明经世文编》卷二二）。）。江南人之巧当然不是天生的。如果他们没有起码的读、写、算的能力，“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是不可能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明清江南工农业中，小企业（即小农场和小作坊）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在过去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现象。然而事实却是：与当时的大企业相较，小企业显然更富有活力，更能对付各种挑战。（注：例如，官营大企业在明初的江南工业中曾占有很大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型企业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不是民间大企业，而是民间小企业。在江南农业中，明代前中期还有一些大经营，以后日益减少，到了清代则已经少见。换言之，小型农场（即家庭农场）已占绝对优势。）而小企业之所以更富有活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江南拥有大批具有能够独立经营小型企业能力的人才。（注：当然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0-》，第10、11章。）而在这些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方面，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没。从近代早期以来的经济史角度来看，富于活力的小企业是一种与西方发展经历中所体现出来的趋势非常不同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直至今日，小型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极富活力。由此而言，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对于后日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若是为“近代至上”的偏见所蒙蔽，把古人看得愚不可及，那就无法真正了解过去。（注：李伯重：《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刊于《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3期（年）。）为了真正了解我们的过去，就必须破除这种“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的情况。本文对明清江南教育问题的讨论，就是我在此方面进行的一个探索。当然，限于直接史料的匮缺，我在对明清教育问题的研究上仅能做到目前所达到的这一步。我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对此问题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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